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古代伟大工程，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即当今大运河的走势。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为伐楚而开凿胥河，距今已有2500多年。之后吴、越为争霸需要先后开凿了百尺渎、胥浦、古江南河、邗沟、山阴古水道等。魏国挖了著名的鸿沟运河，留下了中国象棋中“楚河汉界”的文化。秦时为征服百越统一岭南需要开凿灵渠，为破坏丹陡、丹阳之间的“王气”开挖丹溪水道，为威慑六国残余势力和扩大政治影响的巡游需要而修陵水道。西汉主要是为了漕运和发展经济需要开凿了关中漕渠。东汉时开凿阳渠、漯水运道、汴渠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多段区间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运输，向南可达钱塘江，向北到河北北部的滦河，初步形成了从南到北大运河雏形。其中魏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白沟的开凿动机则兼顾军事和政治需要。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众多王朝都开凿了大量运河河道，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至河南，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四通八达的运河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朝是开凿人工河道的高峰期，隋王朝为了政治、军事、巡游及经济发展等需要，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征200万民工建造新首都洛阳，至611五年内，连续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长达两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工程，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贯通中国大地南北的“之”字形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隋朝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形成了南北一体的全国运河系统，它为当时加强王朝南北联系，增进王朝对南北的控制，制约世家的发展及影响，维护国家统一，南粮北运，以及三征高句丽战争中，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但他对历史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隋炀帝开凿贯通的大运河，为之后历代王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唐朝沿用了隋朝开辟的大运河。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后来的各个朝代，都接着使用和修复大运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下令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弃运河走洛阳而取直疏浚至通州，使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由此奠定了大运河文化带空间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础。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逐渐完备，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明朝永乐皇帝、清朝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贡献。

  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漕运通道，与漕运相关的各类活动及其当代遗迹，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元代以海运为主过渡到明代海运为辅，再渐变为清代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但大运河留下的丰厚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漕运管理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一项重要的国策，共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稳定和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元朝所形成的大运河是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命脉，它对中国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交流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元明清三朝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大运河的贯通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增强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大运河与长城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都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虽然大运河不像长城那样具备极其重大军事防御功能，但大运河不但可以保障军队调动、军事物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历代封建王朝综合国力的提升。大运河开凿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而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使之具备极其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意义。开凿大运河始终是国家工程，由于古代社会还停留在农耕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想要开凿一条贯穿我国南北的大运河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动用民众之多，耗费之大，是任何一个王朝所难以承受的。历史上大规模开凿运河与疏浚河道整治的时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王朝的国力强盛与统治者的雄才伟略和积极进取统一天下的胸怀和气魄，彰显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但大规模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也能说是劳动人民的一场灾难，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驾驭大自然的智慧、技术和能力。隋炀帝在位十四年连开三个挖河大工程，从杭州北上直到涿郡，长达两千多公里，征发民夫600多万人次，民工死亡十之四五，使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运河工地上，他们都为大运河的修建，对古代王朝统一、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应该说是“罪在当时，功在千秋”，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开凿贯通南北两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在洛阳建造东都浩大工程，以及三征高丽，建立了千秋功业，也给王朝和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隋朝大运河开凿战略性意义深远，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千年格局，它的作用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在某一些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历史。

  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大运河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它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统末年，续以当代。它是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运河文化区域，它把若干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地域文化，基本可分为燕赵通惠文化区、北运河文化区、南运河文化区、齐鲁运河文化、中运河文化区、里运河文化区、江南运河文化区等。包括沿途建筑、文学、武术、大众文化、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等。它以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独特江河文化，并紧密与中原文化相承。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这些不同环境而又各具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文化，相互交流、吸纳和融合，便形成了来自各地域但又不同于各地域的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带。大运河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统一，对促进中国多元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大运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运河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同时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大运河文化，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大运河两岸上的佛教文化遗存众多，多始建于元朝，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大运河沿岸众多佛教寺院和佛塔，彰显了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繁盛，从通州燃灯塔、临清舍利塔、镇江文峰塔、无锡妙光塔、苏州慈云寺塔、杭州六和塔等，能够准确的看出元朝佛教文化发展和明清时期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运河上一座座雄伟、壮观、典雅的古佛塔，古色古香，气势非凡，传递着历史的暮鼓晨钟，起到镇锁运河、纾缓运河水患、传承佛教文化和漕运航标等作用。在通州京杭运河漕运码头边上的“三庙一塔”，即文庙、紫清宫及佑胜教寺和燃灯塔，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在这里互为紧邻而又相互独立，和谐共存了400余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大运河文化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如唐代时的古乐、胡舞、胡服等，也曾在运河流域风靡一时。

  大运河文化总是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从始至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我国的水运事业，使南北交通有了显著的改进，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全国的统一起了非常大作用。“水波潋滟，直向江南秀色；舳舻千里，彰显通漕天下”、“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即为当时漕运忙碌景象的真实写照。遗留在大运河上的驿站、马帮漕运、邮驿见证了大运河沿岸的兴盛和衰败。明清时期，能同时具有水陆转运、接待功能的驿站有86座，即水马驿。驿站是传递官府文书以及为往来官吏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的处所，从江南至京城之间重要的水马驿站盂城驿保存的古建筑结构和功能，清晰地反映出水马驿的运作时的状态，也体现出各种货船来往穿梭、停靠补给，驿站门前，常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盂城驿因“邮”而生，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南门大街东，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为全国顶级规模、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大运河沿线城市遗留有大量的城址、衙署、驿站、钞关、仓库、寺庙、商铺、桥梁、地下古墓、沉船、关闸、石坝等文化遗存，是大运河繁华与沧桑的历史见证。这条古老的运河深藏着中国巨大繁荣的神秘信息，埋藏着中国和世界文明沟通的奇妙代码，文化积淀深厚，穿越古今。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种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将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对东、西方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运河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同时促使了农耕文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演进和萌芽，对中华文明进步与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大运河是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以此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中央集权统治。大运河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传输带，南来北往的漕船，使多元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传播，各种思想和宗教在这里碰撞和发展。大运河文化具有同化作用，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具有推动作用，使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部分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历史记载，乾隆皇帝曾从大运河坐船六下江南，体察民情、视察水利、祭祀河神、笼络人心、治理河道，对加强帝国的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大运河贯穿南北数千里，纵横历史几千年，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孕育了一座座璀璨的名城商业古镇，为华夏大地经济文化发展、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运河在古代中国南北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与信息传播，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武术、文学、艺术、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运河沿途各主要城镇和京城，而京师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精神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大运河是中华历史文脉的一条重要轴线，贯穿东西南北，历史上八大古都有七个在古运河沿线。自先秦以来运河沿线就是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的发源地、传承地、繁荣地。大运河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大运河文化带的逐渐积淀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以大运河为标志的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孕育出无数灿若星河、蕴含深厚思想精华的民族文化遗产。历史上许多文学作品都和运河有关，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与大运河沿线都有着不解之缘。《红楼梦》“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林黛玉即是沿着运河北上进京。《水浒传》众多精彩故事发生在运河两岸，尤其是流经山东、河南的会通河沿岸。其他像《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书籍里的很多场景也均取材于运河沿线城市。明代文学家张岱在文集中记载，曾沿运河赴山东兖州游历。历朝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文人骚客与运河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元素，水是运河的文化和精神的灵魂。运河是人们借水而建的人工通道，一条大河沉淀了过往岁月的诸多痕迹，也串起了古今中外的文化往来。悠悠的运河古纤道，沧桑的纤夫村，演绎了多少纤夫和底层民众的人生。纤夫们头顶烈日酷暑，双手着地躬着腰，紧绷的纤绳拖着货船，艰难地行走在布满碎石子破瓦片的河滩上，那粗长的纤绳滴着鲜血和汗水，沉重的脚步踩碎了生存的辛酸和苦难，低沉高亢的号子诉说着命运的艰辛与希望，这从一个侧面也默默地记载着运河的辉煌和沧桑的千年历史，更是对封建社会底层民众辛酸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岁月悠悠，天地转换，大运河看过了太多的人世繁华与沧桑，历尽了朝代更换的悲凉与磨难，历史的车轮无情碾过，

  大运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互顺应、相互改造、相互成就的产物，其文化是在道法自然、顺天法地、天人相合的过程中逐步孕育出来的，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凝聚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与血汗。大运河由人工河道和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造连接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自然和谐性。开凿大运河尊重自然、体悟自然、顺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做法，遵循了中华民间传统文化天人相合理念，既给水以出路，亦妙用水资源，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借塘水、保漕运”功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运河水利工程。蜿蜒逶迤的运河穿过一座座城市和村镇，紧密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和社会之中，运河水流成为两岸农田灌溉的源泉，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形成了具有浓厚“烟火气”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生存状态。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外柔内刚，兼容并蓄，天人合一。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独特性格和融合性特点。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绵长、最具生命力的漕运通道，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沟通陆海丝绸之路，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体系与长安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最重要的交通动脉，与大运河二者均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显示了中华民族勤劳、进取、诚信、智慧和勇敢的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背景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所作出的贡献。大运河经过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和水利功能作用，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充分的利用了大运河河道作为输水通道，使运河的航运价值也得到了新的开发利用。

  大运河流淌着千年文明，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沿线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历史。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4年6月，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融合交流的灵魂和国家统一强盛的命脉，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大运河自古以来一直是逶迤中国南北的“血脉”，让中国封建王朝在交替更迭中几度辉煌。大运河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风雨，积淀着厚重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有代表性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随着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也使大运河武术变成全球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逐步提升了中国武术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为大运河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员，武术世家，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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